总提要

　　解说：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引发市民热议。

　　许振晓（市民）：国家应该奖励这些生孩子的人，因为我觉得生孩子养孩子，对我身心是一种摧残。

　　施美星（市民）：放开并不等于鼓励，它需要有一个阶段，目前还只是放开阶段。

　　王志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我感到有压力，因为我感觉到医疗的资源还是有限的。

　　解说：生第二个孩子，爸爸妈妈们要做哪些准备？

　　祁鸣（浙江大学医学院遗传实验室教授）：25岁她的风险是一千两百万分之一，到了35岁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几十倍。

　　王志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如果母亲大于35岁了，我们常规要做遗传性疾病的检查。

　　何茶英（杭州市计划生育指导站站长）：对你进行一个评估，我到底处于一个什么风险状态。

　　解说：单独两孩该怎么生？《我们圆桌会》今晚讨论。

　　主持人张平：沟通改变生活，对话推动进步，这里是《我们圆桌会》特别节目的现场，我是张平。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是叫单独两孩该怎么生，我们都知道最近国内出了一个新政策，单独两孩这个政策，这个政策一出台之后，可以说大家非常的关注，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现场，来了非常多的杭州的市民，大家都来关注这个事，在我们现场有我们的计生专家，有医学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些我们的计生干部，另外还有很多可能具备这个条件的市民，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来讨论一下到底该怎么生，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其实我们的记者之前也在外面，对我们的一些市民进行了采访，大家对单独两孩（政策）是怎么看的，我们先看一段VCR，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VTR1

　　解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中明确，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人们的热议，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70后和80后的年轻夫妇，绝大多数都对单独二胎政策，表达了关注和赞同，并且都表示自己就会考虑生两个。

　　市民：我就在考虑，因为我老公是独生子，我现在就在考虑第二胎，都是独生子女的话，我觉得以后老人很多，负担很重，有两个话我觉得比较好。

　　市民：感觉两个小孩在一起玩的话会好一些，一个小孩会孤单

　　市民：小孩子有个伴，以后我们年纪大了也多一个人照顾。

　　解说：也有少数人在为政策叫好之后，陷入了纠结。

　　市民：带来一个问题，带小孩的问题，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上班族，很可能以后带小孩这些方面会带来，负担会重一点。

　　市民：应该是一胎好一点。

　　记者：为什么呢？

　　市民：因为现在压力大，养两个小孩压力太大了。

　　解说：目前杭州市独生子女家庭约为125万户，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共12.5万对，有生育二胎意愿的约65.7%，根据杭州市符合单独政策夫妇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分析预测，出生人口在十二五末至十三五初达到峰值，即2014至2016年将迎来符合单独政策人群的集中出生，出生人数将达到每年八万人左右。

　　主持人张平：好，这就是我们一个随机采访，我们采访当中大家都看到了，目前可能有生第二个孩子的意愿，有60%多的人都想生，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现场的这些市民，咱们符合可以生二胎孩子的有几个，能不能举手看一下？真还不少，是不少，想问一下你们大家，想不想再生第二个孩子了？

　　朱飞青（市民）：生是想生，但是生出来以后，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小孩子由谁带，因为都是上班的。

　　叶康乐（市民）：我夫人也问过这个问题，她说要不要再生一个，我现在还在考虑中，觉得这个确实我们说养一个孩子已经不容易，现在两个人都是上班族，谁来带确实是个问题，双方父母年纪都大了，精力也有限，上班族赚的这点工资，养一个孩子也差不多了，养两个有点难，所以这个还在犹豫之中。

　　主持人张平：还在犹豫是吧。我看到我们现场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里，我想问问这个小朋友，你想要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吗？

　　小朋友：要。

　　主持人张平：我问一下妈妈，你们家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吴燕（市民）：是的。

　　主持人张平：什么打算？

　　吴燕（市民）：我觉得反正他想要我生一个也可以，反正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可以帮着带，一些条件能够符合的话，就可以生一个。

　　主持人张平：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搞计划生育搞得很长时间了，抓得也非常紧，在今年突然推出这么一个政策，为什么？

　　周丽萍（浙江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们国家为了控制人口过快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在全国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而且上升为国策，在这个40年当中，它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我可以简洁地归纳成几条，第一条对人口过快的增长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现在全国少生了四亿人口，节约了大约九万亿的抚养成本，2013年全国国家卫生计生委有一个全国调查，对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个调查，人们的生育意愿跟生育行为发生很大的转变，现在全国的综合生育率维持在1.5到1.6之间，这个就是低于2.1的更替水平，处于低水平了，还有一个人们的生育意愿平均1.9个孩子，这是理想的子女数，所以首先这是一个成效；第二个成效对我们人口再生成的类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原来就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跟高增长率，现在已经转换到了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跟低增长率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所以使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的行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大家都看到了，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社会负担降低，国家有更多的钱投到了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投到了社会保障，使我们的经济社会，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主持人张平：我看有这么一个数字说，我们这几年来控制人口以后，光是节约抚养成本就有九万亿。

　　周丽萍（浙江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对，九万亿，所以社会负担降低，这些多出来的钱可以投到社会发展，民生、科技、教育、医疗保障这些，使整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主持人张平：我在想为什么，突然放开了说可以生两个小孩了有些家庭？

　　陈赛权（杭州市人口计生委政法处长）：以杭州为例来说，实际上应该说也具备了这个条件，也有这个必要，生育政策的微调主要是表现以下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杭州这么多年来，生育水平应该是稳中趋降，综合生育率2006年以来，都一直是低于1.4以下的水平；其次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非常明显，人口老龄化的水平也是进展得比较快的，家庭规模缩减，这几年也是比较明显的，像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的话，我们杭州户籍也就2.59个人，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比起来，当时有4.1的人口，所以家庭规模缩减了；其次群众的生育意愿，实际上应该说是起了根本的转变，现在已经转变了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是更注重追求一种人口的质量，不喜欢多生但是希望是优质的，所以基于以上这几点，应该是作为杭州来说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也是有这个必要的。

　　周丽萍（浙江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所以这也是考虑到了我们的劳动力问题，我们的养老问题，因为从社会负担这个能力来讲，全是要靠劳动年龄人口来负担老年人跟少儿人口，所以出现了下面这个分母在降低，头在增长，所以整个社会负担就会增加，所以现在这个政策进行调整，也是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麻侃（特约评论员）：我们都知道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不得已的政策，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压力实在太大，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迫不得已采取的一个政策，今天我们要调整的话，实际上有一个逻辑的背景在这里，这个政策一旦能改的时候，是一定要改的，因为生育权基本的人权。

　　周丽萍（浙江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实际上这个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在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讨论到这个政策，到底实施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后来经过很多专家的论证跟讨论以后，大家认为这个政策既不是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如果你实行三到五年，收到一点点效果就改变的话，就不可能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需要，如果是长久地持续下去，对人口自身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最后认定这个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所谓的一代人也就是25年到30年，就一代人的时间，到了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对这个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独生子女政策，8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4年了，已经应该到了这个时期，还有加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人口问题、结构问题，所以已经到该调整的时候了，所以现在我觉得为什么国家出台单独二孩政策，而不是普二的政策，是有它的考虑的，如果你完全是放到普二的政策，现在有很多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一下子走到普二的话，因为虽然我们现在的生育水平比较低，但是它的基数很大，每一个人只要生一个孩子，每年出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还是走到普二的情况下的话，会导致我们中国的人口的涨的幅度会很大，在这个情况下，在基本国情下，人口还是众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非常慎重。

　　陈赛权（杭州市人口计生委政法处长）：这是一种均衡，这是一种统筹。为什么呢？因为个体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可能有时候会不完全一致，实际上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跟现在调整生育政策，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权衡，这叫做个人的家庭的微观的利益，跟国家的集体的利益的权衡，另外是当前的利益跟长远的利益实现一种均衡。

　　主持人张平：所以对这一次这样的放开，包括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实行人口政策、人口控制，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市民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王建平（市民）：放开这个政策的话我是很赞成的，但是作为70后的我们的话，有可能已经放弃这个权利了，因为我们的孩子毕竟有点大了，再生一个的话两个孩子距离相差太大了。我觉得我们当今杭州市老龄化确实很严重了，特别是养老保险，对我们在职工人来说又要增加了，为什么要增加？就因为我们现在在职工人少了，退休工人多了，所以说下一代必须多起来，人口多起来，对大家庭来说才能够平衡，所以说我很支持这个政策的。

　　主持人张平：但是你放弃。

　　王建平（市民）：对对对。

　　许振晓（市民）：我非常乐见单独二胎，甚至我觉得国家应该奖励这些生孩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就我本身而言，我是特别不愿意干这个事的，因为我觉得生孩子养孩子，对我身心是一种摧残，从怀孕到生孩子到带孩子，一直是一种付出吧，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的。刚才咱们这个主任也提到，一个统筹观，一个平衡观，国家当然从国家（角度考虑），现在需要人的时候鼓励生育了，所以我觉得国家不是放开的问题，而是奖励的问题，真的是应该奖励，我就特别不愿意。

　　主持人张平：许博士担心像她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

　　许振晓（市民）：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女性来讲，从怀孕开始就是一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怀孕的时候就是这个想法，就是人失去了自由。

　　方海峰（市民）：刚才对面那位市民她讲的是鼓励，我倒认为还不如做一些整体的配套跟扶持，比如说什么呢？比如我第一个小孩是六岁，当时的孕检的费用，这里的费用都没有在，医保里面体现出来，都是要自费的出来的，所以我就在想，既然这次这么好的机会，公共政策出台得这么好，能不能国家在这方面能够进一步的支持，你说鼓励可能是太直接了，能不能在这种公共的福利政策上面，能够加大投入跟加大扶持，我想这也是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鼓励。

　　主持人张平：方扬帆在旁边一个劲地点头，他好像很有同感，是不是你也有这个打算，你结婚了吗？

　　方杨帆（市民）：因为我是大龄单身青年，这边我想说一下，首先我是非常支持这个政策的，正所谓不知者无畏，因为没有生过，所以就没有压力，但是多多益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这代人是具有很典型的意义，咱们独生子女最典型的一代，就是我1987年这一代，我整个童年都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父母上班一个人在家，顶多就和某几个小伙伴一起玩，我就感觉很孤单，所以对我来说未来有机会一定能够选择两个，因为这是给我自己圆梦的一个过程，现在我这代人，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可以生，它必然是一个选择，也就是让一个孩子富养，还是让两个孩子一起穷养，这个是家长可以做的一个选择。

　　主持人张平：这位大龄单身男青年，到现在为止鼓励大家还是要放开生。好，这位。

　　宋忠赤（市民）：从我们的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来讲，我觉得一个孩儿，现在和将来都会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很完善的家庭结构，我们所有的亲情，兄弟姐妹都没有了，过去那些文化传统怎么继承呢？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子，所以我非常的切身的体会到，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非常寂寞的，有时候是无依无靠的，没有帮助的。

　　施美星（市民）：虽然我是70后，按照刚才这位女士讲的，已经放弃了这个权利，但是因为我的女儿是国外生的，其实我已经放弃了两次生第二胎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考虑？我就觉得刚才讲的这个政策，跟国外现在也都进行国际接轨，其实是人口的一个再调整，我觉得这个政策应该是，的确是需要的，特别像我们国内这种情况，我非常赞成，但是我的体会就是放开并不等于鼓励，它需要有一个阶段，目前还只是放开阶段，并不是鼓励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上力度的把握，可能就不会像我在国外可能享受的鼓励政策的时候的那种，无忧无虑，怀孕期间的孕检所有的政策，所以说回来叫我办一个准生证怎么办，刚才我跟这位同志去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放开过程中你生第二胎，待会儿大家可能会谈到怎么生的问题，除了讲到政策上的怎么生，生理上的怎么生，我想生理上因为现在十月怀胎，医疗技术的水平也很高，大龄一点生起来也应该是优生，但是作为一个家长，一个十四周岁女孩的家长，我感觉更多的是优育这方面，我更加感觉到的是困扰，虽然之前我很淡定，但她上了初中以后，连我也不能淡定，因为感觉有很多东西，过多的真的让人担心、操心，这种心理上的压力，真的要是生第二胎的父母，如果你们很负责任的想生第二胎，养育好第二胎，我觉得你们必须有一个强大强大的身心。

　　主持人张平：要三思而后行。

　　施美星（市民）：对，真的真的，因为不是说我生下来，十月怀胎我生两个三个都无所谓，不像以前添双筷子怎么样就行，这个优育国家不能靠人口，要靠人的脑袋，所以这个优育的问题，真的是我觉得给我们形成了一种很大很大的压力。

　　主持人张平：我们的市民太了不起了，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看问题。

　　曹骏（市民）：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因为一个小孩，如果说万一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外的话，失独家庭也有一些，他们的境遇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所以我觉得放开了单独二孩的政策以后，可能对这些家庭来说，是非常好的有一个保障。

　　罗勇（市民）：对这个政策我是持谨慎支持的态度，因为我们分析一下放开这个政策，它的利跟弊都有，刚才其实大家讲了很多有利的方面，其实弊相对讲的比较少，其实出门大家都知道，挤公交今天这么多人，挤个地铁今天这么多人，到医院看病这么多人，平常我们都说这么多人，但是坐在这里，我们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都说我支持生，尤其有一些极端的现象，比如说像以前奥运宝宝集中生的时候，包括一些跨年世纪千年，集中生的时候，赶到小孩子上幼儿园都是集中在一块，我们中国有一种怪圈的现象，有一些东西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也许生不生对他个人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放大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来说，就不一定是一种理性的现象，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么说的，一个人的理性不代表整体的理性，尤其你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家都选择不生，对国家也是不利的，大家都在生对国家也是不利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这个平衡点。

　　主持人张平：好，你找到了吗？

　　罗勇（市民）：我是反正不符合条件生了。

　　主持人张平：坐着说话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