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开幕的浙江图书馆诞辰110周年主题展上，文澜阁《四库全书》的6册原本及3册补抄本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纸已微黄，但墨迹依然清晰，9本文澜阁《四库全书》平静地躺在玻璃柜里，似乎只有岁月会留下痕迹。

但其中的三本补抄本却告诉你，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全靠几代浙江爱书人的收藏、补抄、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才能流传至今，成为南方三套《四库全书》中唯一存世的那套。

这段历史，和4个爱书的浙江人有关。

丁丙：包食品的《四库全书》

1900年，邵章将杭州藏书馆定址在东城讲舍的旧址上，想起的肯定是丁丙当年在东城讲舍重抄《四库全书》的义举。

江南曾经有三套《四库全书》，分别藏在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毁了文宗阁、文汇阁的《四库全书》，而文澜阁的藏书也大量散失。

丁丙是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战乱中他逃到了西溪。在留下镇，他发现小贩竟然用《四库全书》的散页包裹食品。这位爱书人立刻开始收集流落在民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最后一共收集到8140册，大约是全书的1/4.

1881年9月文澜阁修复好。丁丙与其兄丁申就向浙江境内著名的藏书家，如天一阁征求藏书，在杭州东城讲舍补抄。至1888年，共全书抄录2174种，共23000余册。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了原貌。

钱恂：抢了德国皇太子的行宫

可能老杭州还记得，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有幢红楼。

这幢红楼建于1906年，本来是为了迎接德国皇太子而设的行宫。钱恂为了保护四库全书，硬将这幢楼变成了浙江图书馆的一部分。

钱恂是钱玄同同父异母的兄长，他于1912年2月25日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上任之后，因为担心孤山山脚过于潮湿，不利于馆藏的《四库全书》（1911年6月中旬，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并归浙江图书馆）。钱恂派人把墙拆掉，将《四库全书》迁入一墙之隔的红楼——这件事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可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下，红楼成了《四库全书》的新家。

1915年，在钱恂的主持下，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开始了8年补抄。共抄缺书33种，268卷，被称为“乙卯补抄”。同时还购回旧抄182种。

张宗祥：16600元浙江人的捐款

至此，文澜阁《四库全书》仍未完整。

1922年，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次年，他开始组织补抄《四库全书》。由于1923年是癸亥年，所以这次补抄被称为“癸亥补抄”。

当时，张宗祥在杭州组织，燕京大学校长吴震春负责在北京组织，杭高师学生褚福洗来往京杭联络，据浙江图书馆馆藏善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分京杭两地进行补抄。这次补抄到1926年结束，共补抄211种，4497卷，2046册；校正丁氏抄本中的213种，5610卷，2251册；重抄了577页；耗资16600余元。

这次补抄的资金全用的是民间资金，并且都是由浙江籍人士募集，当时浙江籍人士张元济、沈冕土、周庆云等大力捐助，甚至连当时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也捐了款。

几年后，张宗祥在诗中提起了这次补抄：“一卷补遗书目在，几回展阅几魂销。”

陈训慈：胜利大逃亡

经过3次补抄、收集，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完整，可没过多久，一次大的劫难又来临了。

在日本学者松本刚的《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中，记载了这样的细节：1938年2月22日，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此时，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运到了龙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就开始筹划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事宜。

8月5日，《四库全书》经水路运至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这是文澜阁《四库全书》8年11月的抗战旅程的开始。在陈训慈的日记中记载了其后他借钱及自己垫资运书的经历，还曾感叹：“无车无钱之苦，至此奈饱尝风味。”

1938年3月27日，文澜阁《四库全书》从龙泉出发，途经福建浦城，又折回江山，后过江西、湖南，4月底到达贵阳。在经过江山时，有一车书翻到溪水中。“现在一些书上还能看到水印的痕迹。”浙江图书馆前研究馆馆员赵达雄告诉记者。

后来，文澜阁《四库全书》还曾运至重庆，直至1946年7月5日才回到杭州，虽然在半个中国苦旅了一遍，但并没有散失。

1949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被移交，共计36319册，成为新的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