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硕大的毒气罐。”

　　去年10月31日下午5点18分，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童话作家郑渊洁，在自己的微博如此评价当时的北京。

　　博文下，他配上自己拍摄的照片：灰色天空下，三栋大楼从上到下弥散着浓雾，“空气中有呛鼻的硫磺味儿。”

　　北京市环保局并不同意郑渊洁的说法。在官方微博里，对于同一天的北京空气质量，写着：空气污染指数为132，轻微污染。

　　更多的人，选择站在郑渊洁这一边。近一万条的转发评论，纷纷对环保局的官方数据表示质疑，有人说，“我们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的肺。”

　　著名地产商潘石屹转发的一条微博，让人们大为吃惊：朝阳区某驻华机构定时播报的数据，北京空气质量指数，307，有毒害，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257。

　　除了惊呼“轻度污染”和“有毒害”之间巨大的差别，一个巨大的问号在人们心里升起：PM2.5，是什么？

两种空气

　　“crazy bad（糟糕透了）!”

　　在郑渊洁写下“硕大的毒气罐”三周后，某机构用了这句话形容当时瞬间的北京它所在的东三环的空气质量指数超过了500。

　　其实，某机构早在2008年就在自己院里摆上了一台空气检测仪，每隔一小时，就在推特上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可是在头两年，这些数字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颜玉就是从这天开始关注PM2.5的指标。一年前，她从美国某著名公立大学博士毕业，她所在的传媒学院排名全美前十。

　　“当指数超过180时，我就不出去采访了，也不出去和朋友吃饭。”关于PM2.5的数据成为了她的北京出行指南。

　　可是这份指南让她沮丧：“真的按它来，我得有半年都呆在屋里。”另一份数据同时摆在她的面前：120—140，轻度污染，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看上去让人放心。

　　颜玉花4800块钱从网上买来空气检测仪，亲自到秀水街和北京工体等地，测出空气质量数据，再对比某机构的数据，“误差在18%左右。”

　　实际上，北京市环保局和从事环境污染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强调，人们眼中两个数据之间巨大的差异，源于监测空气质量的两套标准北京市环保局不采用PM2.5计算空气质量指数，而采用PM10计算空气质量指数。

　　在美国读博士时，颜玉曾看到过一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全球空气质量地图，专门展示世界各地PM2.5的密度。

　　地图由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制作。他们根据NASA的两台卫星监测仪的监测结果，绘制了一张显示出2001年至2006年PM 2.5平均值的地图。在这张图上，红色（即PM2.5密度最高)出现在北非、东亚和中国。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PM2.5的密度，指数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

　　其实，颜玉也把自己的数据与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数据对比过，对比了两三次就放弃了。“咱们干脆直接用PM1000标准好了，只要没有直径一米的石头飘在空中，就说明空气质量很好。”

　　PM是“颗粒物质”的缩写，PM10代表直径小于等于10微米的悬浮颗粒，被称为粗颗粒物；PM2.5意指直径小于2.5微米的悬浮颗粒，也被称为细颗粒物，灰霾天气主要是因为PM2.5造成的。这些可吸入颗粒物都是极其重要的空气污染物，它们密密麻麻悬浮在空气中，肉眼不可见。

　　PM2.5和PM10，相差的可不止是直径。

　　一般而言，粒径超过10微米的颗粒物，会被挡在鼻子的外面；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但随着吐痰、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而粒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会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全球更新版《空气质量准则》中提到，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时，比每立方米10微克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

　　“在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细，数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的毒性物质就更多。”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说。

　　《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上曾刊登过潘小川教授和同事的一项新发现：2004年至2006年期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会增加5%左右。虽然PM10和PM2.5都是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但PM2.5的影响显然更大。

　　而这些，显然不是像颜玉一样的普通人所能了解的。

　　面子上不好看

　　实际上，PM2.5这个上世纪90年代就被科学界认识的“健康杀手”，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飘荡了20多年。

　　早在1995年左右，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就报告了广州、武汉、兰州、重庆4大城市8个采样点的PM 2.5年均浓度57—160微克/立方米，比美国1997年颁布的标准值(15微克/立方米)高2.8－9.7倍。

　　美国在1987年开始采用PM10空气质量标准，在基本解决PM10问题之后，于1997年发布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这期间，经历了10年时间。

　　广东省气象局首席气象专家吴兑，从2004年到2010年，对珠三角地区的气溶胶（大气悬浮颗粒物）谱浓度，进行了七年完整监测记录。结果发现，包括在P M10中的细粒子P M2 .5浓度，季均值则全部超出美国原日均值限值的65微克/立方米。

　　不过，吴兑认为美国发布的P M2 .5浓度指数，有一定误导性。“因为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对P M2 .5作出过时均值规定，因此在没有时均值标准而又需要判断大气污染状况时，世界气象界通常取日均值的3倍，来判断时均值是否超标。”

　　同时，在我国气象行业内，对PM2.5细颗粒物的监测，事实上至少已进行了8年以上。

　　据媒体报道，相关人员证实，北京市包括各科研机构在内的40多个大气监测站，早就对PM2.5进行了监测，只是未向公众公开而已。

　　在去年PM2.5被普及之前，2010年1月，中国气象局就正式发布了《霾的观测和预报等级》气象行业标准，其中规定了PM 2.5日均值限值：75微克/立方米。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机动车的增长，各地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大学的于国光博士的检测显示，2005年11月至2006年11月，中国石油大学周边空气的PM2.5年均浓度为95.5微克/每立方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官方开始了PM2.5的监测。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李健军副主任介绍，从2007年开始，环保部已经在10个城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PM2.5的试点监测。这些监测的数据，包括危害性、本底浓度等将为国家制定PM2.5的质量标准，提供必要的依据。

　　曾有媒体走进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机房内，见到了一排专业设备，可以测各种直径的可吸入颗粒物，最小到一微米以下。

　　李健军表示，这些先进的设施要普及到全国，显然还需要时间。

　　相对于先进设施的普及，科学概念的普及本应相对容易。

　　2008年6月，曾是PM2.5进入大众视野的好机会。

　　当时，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空气污染一度非常严重。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抛出一个惊人说法，“广州人的肺都是黑的”，并称“广州式黑肺”源于汽车尾气。

　　可是这一年中国大事不断，钟南山的惊人言论并没有掀起多大的反响。

　　三年多过去，北京连续的大雾阴霾天气，让PM2.5首先在民间被讨论得沸沸扬扬。此时，钟南山再次站出来，宣称PM2.5会进入并永远停留在肺泡里，并呼吁政府公布监测值。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曾对媒体表示，即便我们按照相比美国标准更加宽松的世卫标准，将PM2.5加入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将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这或许是环保部门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曾对媒体表示，现在环境部的考虑是，在东部发达地区，PM2.5要正式进入质量标准，正征求意见。有些地方还是怕空气质量变差，面子上不大好看。

　　2011年底，国家环保部曾就是否纳入PM2.5进行公开意见征求，但最终因意见分歧未能通过。

　　“打入”政府内部

　　“所有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几乎都面临着空气污染指数超标的问题。”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说。

　　他一直从事空气污染方面的研究，在2009年10月3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名为《超大城市的清洁空气》的文章。“超大城市指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2009年全球有19个，包括中国的北京和上海。随着全球进一步城市化，预计在2025年将出现27个超大城市。”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独善其身似乎并不容易实现。

　　难以忍受的颜玉一口气买了三台空气净化器，卧室、客厅和书房，各放一台。她的生活一度被“净化”了：空气测试仪显示，当室外的PM2.5浓度高达300时，她客厅的数字是45左右。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空气净化器带来了一个新的污染源臭氧，三台空气净化器工作时释放的臭氧高出标准2倍。

　　而在PM2.5数值被潘石屹等微博达人不断转发后，各路媒体持续跟进，一场关于PM2.5的网络狂欢不断发酵。

　　在过去接近半年的时间里，潘石屹基本上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北京的空气质量，甚至今年1月22日的除夕，他也坚持在微博上播报北京的空气质量。后来，他还加入了上海、广州等地每天的空气质量与北京的相对比。

　　2012年1月15日，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在题为《PM2.5：微粒中的政治》的评论中写道：“政府并没有对PM 2 .5的认识，因此并没有对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与知识。公众是从网络上知道PM 2 .5的。而国际标准与专业知识的存在以及无数个人都有"空气不好"的共同体验，这使公众觉得自己的立场有合法性，从而极大加速了相关信息的传播。”

　　“这样的传播同时就是社会学习、社会辩论以及社会动员，它最积极的效果，是将公众压力和公众诉求成功“打入”政府内部，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议程。”郭巍青教授说。

　　“最积极的效果”终于显现。

　　2012年3月2日，“两会”前一天，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被增设到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里，并收紧了PM10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收严了监测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将有效数据要求由原来的50%—75%提高至75%—90%。

　　据专家估计，按照新的标准，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要求。

　　一周后，一直推动PM2.5公开的地产商潘石屹在微博上表示：促政府公布PM2.5一事告一段落了。回想起来，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只要呼吸空气的人都成了朋友。

　　正如他在微博中表示，“人人都是PM2.5的制造者，人人都是PM2.5的受害者，人人都应该是PM2.5的治理者。我们需要诚实面对，而不是欺骗。”

　　2012年7月，在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里，与“摇号”、“团购”、“微博”等新鲜词儿一道，“PM2.5”被增收其中。 （文中颜玉为化名。实习生曹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PM2.5的密度，指数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