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却事关千家万户，需要政府部门的有力推动和全民的积极配合。根据调查情况和市民网民反映，“杭网议事厅”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垃圾分类条例制度，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工作，但是，生活垃圾分类还未达到政府宣传、公众预期的效果。我国现有垃圾分类法律规定在现实中执行力较差，缺乏法律责任规定、立法技术较为落后是主因。这些规定往往存在原则性、口号性强的特点，但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差，执行效果不明显，甚至法规出台后无人执行。

垃圾分类，法律先行。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于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引起了行业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条例。

6月21日，杭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将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施行。新条例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有法可依，还得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方能促使社会公众养成实施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建议政府部门要积极行动，采取科学的管理措施，力争打赢这场持久战。

（二）厘清垃圾分类法律关系的各主体，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公众、主管部门、社区、物业等主要主体，都属于义务主体。各主体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应进一步厘清并明确。要仔细分析目前几个主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比如对公众来说，存在想分但不知道该怎么分；社区、物业则被资金来源、人员等问题困扰。

还要注意两点：一是主管部门的角色较为特殊，它既作为执法者执行监督管理职能，又要作为一个守法者具体组织实施垃圾清运和最终处理处置。所以，它一方面是权利主体，一方面又是义务主体，如何处理好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二是法律关系外一个特殊主体，即废品回收者。他们事实上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垃圾分类收集的工作，对其规范管理也刻不容缓。

（三）加强宣传引导，因地制宜做好杭州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要真正落到实处，宣传引导必不可少。说到宣传方式，垃圾分类也讲“时髦范儿”。手机小游戏，微信小程序，流行起来，男女老少皆宜。经过“编程魔法师”之手的小游戏，趣味性和教育性共存。再比如垃圾分类兑换绿色积分的方式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调动民众分类积极性。而由此衍生出的，兑换生活用品或者抵扣物业费的方式，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的不同，可以有选择地进行。

做好垃圾分类，宣传内容也要规范统一。在上海，垃圾分为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杭州目前垃圾的叫法有点乱——很多宣传画和宣传栏上，仍写着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而最近很多小区及路边的蓝（绿）色垃圾桶，桶身标签却是“易腐垃圾”。

从之前的“厨余（房）垃圾”或“餐厨垃圾”改称“易腐垃圾”，源于杭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该决定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进行了重新定义。它不仅将原先的“餐厨垃圾”改为“易腐垃圾”，也对“其他垃圾”的定义更新为：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易腐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不过，该决定要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公布施行。也就是在这期间，很多社区在垃圾分类宣传信息上出现了“混乱”。

（四）完善垃圾分类配套建设，软硬兼施人性化管理。

7月1日，《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前期上海做过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比如，在《条例》推行前，上海就已完成1.3万个分类投放点改造，完成率75%，更新完善道路废物箱标识4万余只，基本建立了垃圾分类的收运体系。目前，杭州还存在有害垃圾回收点、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接驳场所、集置场所等配套设施不足、收集容器标识不清等问题，这都需要在后续推进垃圾分类前得到完善。

垃圾分类既要有“硬约束”，也要有软引导，实施人性化管理举措。如上海有些小区“996”工作制的白领居民占比较高，往往赶不上垃圾投放时间，就设立了延时投放点，杭州各小区可以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服务模式，比如大学路社区创新建立了“承包+认领”垃圾房辅助细分模式，做到垃圾减量30%，让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

绿水青山是最好的资源，生态环保是最大的民生。作为生态文明之都的杭州，应积极做好垃圾分类，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才能让人们享受更多的生态之美、生活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