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城市的神经末梢，社区治理是城市管理最基础的环节。当前，随着社会治理中心下移和社会治理精细化程度不断加深，社区治理服务的任务也在不断增加。如何做好社区治理工作，是摆在各级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11月11日，2020年杭州市“公述民评”面对面问政第二场，聚焦“社区治理还有哪些痛点”。

权力小责任重，服务机制难落地

小区管理错综复杂，在面对违章搭建、违规停车、非法出租等乱象时，由于社区没有执法权，或是职能部门职责边界不清，往往会使这种老大难的问题一再拖延，久久不得解决。

现场播放的调查短片中，滨江区的明月江南小区，部分业主私自包阳台的问题比较普遍。业主咨询了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但在“谁来执法”这个问题上，都陷入了僵局。业主说，城管只是上门看了一下，不了了之，物业和社区都表示自己没有执法权。

对此，高新区（滨江）副区长周力军解释，包封阳台的行为不涉及增加面积，根据杭州市的相关规定是属于违建，至于封包的形式，一般是由业主大会形成统一意见。就明月江南小区的情况来说，目前对南侧阳台能不能包，业主的意见不够统一。但这样的情况还是应当以过劝导为主。“我们下一步会进一步指导物业公司，怎样使业主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以业主公约的形式来规范这些行为。”

除了小区内部的违建面临着“拆违难”的尴尬，在江干区的杨柳郡，小区外围的一块空地在去年八月建起了一幢体量不小的不明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庙宇的大殿。有业主打听到，这其实是安乐堂，也就是老人去世后做白事用的。小区业主去市规划局查了后，却发现这里的规划应该是为城市绿地。

而当业主们找到社区，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却表示，涉及到和“违建”有关的事务，社区也无能为力，最多只能通过街道帮忙打听一下情况。

没有规划审批，“安乐堂”从何而来？江干区副区长袁雁飞表示，“回去后会立即查规划、查用地，如果确实是地铁的配套的绿化用地，要复原；如果是已征未迁的，会督促落实；如果完全是违章建筑的话，马上拆，没有任何理由。”

上门劝导电动车戴头盔，社区超职责范围事项多

事务繁杂，分身乏术，是社区工作人员最多的感慨。在基层减负持续推进的情况下，现在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反而有一种越减负、越负重的感觉。那么这些负担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困扰基层工作人员的呢？

例如，骑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者，理应由交警部门进行罚款和安全教育。然而在萧山区，交警部门在处罚当事人的同时还会给属地社区也开具一张约谈单，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找到当事人进行安全劝导。

除了上门劝导，社区工作人员还需要对辖区内佩戴头盔的情况进行统计，交警部门则会定期进行考核。而这样的情况，在各个城区普遍存在。

“没办法，到最后被骑车人骂了几次，我也不去了，交警单子给我，我就放着。”社区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据了解，今年4月开始，杭州交警开始严查电动车违法行为，并进行源头的抄报，到目前为止今年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去年减少65人，下降34.66%。

“挽救一条生命，就是拯救了好几个家庭。”杭州市公安交警局副局长杨国庆回应，交通安全法也有规定，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对本辖区、本单位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义务。“另外，目前只有骑车人今年以来有三次违法，交警部门才向社区抄报，由社区对其进行教育。”

“当然，源头宣教这个工作下去以后，确实给社区工作上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我们交警局跟各区、各街道，还是考虑得不够周全。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及时向局党委汇报，一定会形成有力的措施，切实为基层减负。”杨国庆说。

暗访短片中，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反映，有些医院开癌症处方药，也要家属来社区盖章开证明，证明病人是他的孩子。对此问政现场的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很震惊，“卫健部门肯定是没有类似的规定，可能也是个别医院自己出台的，我回去会进一步核实，马上整改。”

社区、物业、业委会三者协同治理难

小区的治理，离不开社区、业委会、物业和业主们的紧密配合。位于余杭区的爱丁郡小区，近期因为物业费上调，引发了业主们和业委会之间的矛盾。

业主表示，原来物业费每平方1.56元，现在一下涨到2.9元到3.5元，也没有标书，没有市场询价和对比，同时业委会主任还存在违建问题。为此，几百户业主向社区递交了申请，要求罢免业委会重新选举，但几个月过去了却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复。

由于没法查账，自己手上没有直接证据，加上本届业委会明年三月即将到期，业主们对社区的信任产生了怀疑，觉得社区就想让他们平稳过渡。

对此，余杭区副区长王艳勤表示，从“三方共治”的规定来说，社区、街道都有监管业委会的职责。

“爱丁郡小区的问题，社区更应提前介入，不能不管，这是我们社区应该管的事情，提前介入最重要，不要把矛盾升级。”王艳勤说，同时，社区还应该帮助业委会提升履职能力，此外还需要外部监管的加入，譬如对经营性收入的审计要跟进，以及在街道层面成立共治协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