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现场

日前，杭州市教育局下发的一纸“禁补令”引起了教育界的大震荡，也触动了一个隐藏多年却日渐合法化的顽疾——补课。

禁止补课令不是第一次发布，相比以往的政策，这一次杭州市教育局似乎动了真格，制定的处罚措施史无前例的严格。

这一纸政令是否真是一贴治愈顽疾的良方？学校、家长、学生、社会培训机构又是如何反应？9日下午，杭网议事厅“热点热议”特邀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问蓝蔚青，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高级心理咨询师周驰以及家长代表彭水明和陈萍，来共同探讨“禁补”话题。

无休止的补课，是盲目跟风害了孩子吗？

上个世纪，在补课还叫“开小灶”的时候，课上内容消化不了的学生会在课后请老师单独义务辅导。曾几何时，补课开始成为中小学生的必经之路。

陈萍的女儿刚上初一，各种形式的补课她都经历过。“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家教，外面上培训班，学校的补课就没有断过。”小姑娘的学习成绩并不差，之所以如此积极地为她安排补课，陈萍坦言是周围环境所迫。“我的孩子有偏科现象，而初中成绩是看总分的，成绩与别人差距太大会对她产生心理压力，因此只能选择补课。”不补课，难以令家长安心。

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是用分数说话的教育考核体系以及社会对“成功”的定义。“社会对学校的美誉度评价就是通过升学率来判断，这种畸形的价值取向导致补课风气愈演愈烈。”蓝蔚青如是说。

家长彭水明一语道破：“杭州家长是在盲目跟风，没有家长去考虑孩子该不该补课？该补什么课？我的孩子到底乐不乐意补课等问题。”

“禁补令”助长了培训机构的“疯长”

在“禁补令”下发的当天傍晚，陈萍去接女儿回家，发现校门口已经被培训机构的宣传队伍占领了。第二天，她的手机上就收到10余条培训机构发来的短信。因为学校停办补习班后，一大批学生处于无课可补的状态。

不少家长一见学校禁止补课，立刻调转方向寻找培训机构。陈萍也打算让女儿去培训机构插班，却得到这样的回答：“现在名额都满了，插班有困难。”

“禁补令”主要约束的是学校，这无疑给社会培训机构创造了一个好机会。这样看来，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多少。

不过，选择社会培训机构，似乎是家长们的无奈之选。

关于“禁补令”，陈萍与其他家长讨论过：“学校不补课，我听到说反对的家长更多。学校补课毕竟是自己老师在教，对学生很了解。培训机构的老师参差不齐，很多还只是大学生，收费高不说，成效还不明显。我认为惩治乱补课现象不该‘一刀切’，老师应该给成绩跟不上的学生补课。” 

点击进入专题：杭州一纸“禁补令”，真能让补课刹车吗？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问蓝蔚青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高级心理咨询师周驰 

家长代表彭水明

家长代表陈萍

要像查酒驾那样执行“禁补令”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拥护或质疑，“禁补令”到底该如何执行才能配得上“史上最强硬”这一称号？

周驰认为执行禁补令要像交警查酒驾一样，天天查，持续查。“这一次的禁令要敞开化，先从形式上一抓到底，把势头遏制住，根源上的治理可以慢慢来。”

“禁补令”只能治标，如何从根源真正治本，才是教育界应该重视的问题。对此蓝蔚青提出必须提升教学质量：“我们的教育有待改革。教育大纲内要求的内容必须在课堂内解决，决不能拖到补课中，否则违背了教育的宗旨。”

同时，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也是亟待改进的项目。目前国内已有80所高校具有自主招生资格，参加这些学校的招生不仅要有分数和成绩，还要通过面试关。这体现出国内教育界致力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趋势。

周驰指出，补课是中国教育的特色，其背后出现孩子厌学的情况。近几年，出国留学趋向低龄化，这说明我国的教育体制越来越不适合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所有的改革应该围绕一点：要让孩子喜欢去学校读书。

如何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

彭水明的育儿经独树一帜。提起自己小学六年级的儿子，他满脸的自豪：“大家都说我的孩子全面发展，特别阳光。他8岁就拿到乒乓球国家三级运动员证书。暑假他可以给其他孩子当陪练，一小时30元钱。学校里600多个孩子，没有人乒乓球打得过他。”

家长对于“成功”的定义直接影响着孩子的人生。彭水明认为，家长不能单一地用阿拉伯数字来衡量孩子：“我们需要的是身心健康的人，而不是一个身心残缺的才。”

周驰认为，作为家长应该要做到三点：其一，培养孩子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其二，培养孩子身心健康比分数更重要；其三，要让孩子读书学习有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