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串起了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甚至宜家等众多洋品牌，成为近年来洋餐饮遭遇的最大危机。国际快餐企业“食品安全问题”在国内频频触礁，与国内一些不良企业同流合污，入乡随俗，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消费趋势的改变，注定快餐成为生活必须。二是食药监管的权力末梢，难以深入大型食品企业中，形成“监管真空”。即使一些行政监管部门，对大型外资企业进行执法检查，但洋品牌高明的危机公关，有效维持着消费者的信任，被推定成“好孩子”。三是目前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的事后严惩，难以落实。简政放权的改革，使之从之前管头管脚到“负面清单”监管，从事前行政审批、用门槛监管，转向事后的监督严惩，难以实现公众期望的“罚到倾家荡产”。四是民间维权渠道不通畅。《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都规定了假一赔四、假一赔十，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相比维权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还是没有吸引力的。

    我们不但要引进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样的餐饮企业，以及福喜这样的食品原料企业，还要引进国外严格的法律、受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等等。为此，需要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与共治，形成对违法违规者的多元威慑，以提升中国的食品安全。

    为此，建议：一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在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从建立健全食品可追溯、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惩戒力度，到建立食品企业安全信用档案、创造良好的诚信经营环境等，都是为了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第一责任”，推动督促生产经营者严格守法、规范经营。对像福喜公司这样有组织违法生产经营的大企业、洋企业，更要罚得它心惊肉跳，罚得它倾家荡产。二是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对食品安全承担监管责任。要细化并加大对涉及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的问责追究，有效弥补食品安全监管的短板，消除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的“肠梗阻”。只有从法律上强化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严格追究消极无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才能促使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履职能力，才能给他们施以严明的责任约束和沉重的责任压力，并通过他们将约束和压力传导到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推动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三是提升执法者发现违法行为的能力，时刻维持公权的威慑力。对食品企业抽检执法的安排严格保密，何时抽检、如何抽检应该成为执法机密。还应尽可能提高对食品企业的年度抽检率。抽检率越高，威慑力就越强，食品安全的法律也越会受到尊重和敬畏。四是鼓励社会公众积极行使权利、履行责任，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包括投诉、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对政府部门的监管执法进行监督等。从欧美国家治理食品安全的经验来看，强大的民间组织、集体诉讼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关键是放手民间对无良商家的集体诉讼维权，让违规者付出他们付不起的代价；这样既可以增加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也能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五是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零容忍”的管理态度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力，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培养消费者对所有问题食品“零容忍”的思维，引导全民参与餐饮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和质量提升活动，这有利于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促进餐饮企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