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环境保护面临四大突出问题：

一是行政管制不到位，对环保的行政管制主要集中在事前环节的前置审批，事中和事后监管薄弱。突出表现是对企业日常排污监管不严、现行排污费标准过低、污染物覆盖面窄、征管力度不够、处罚不到位，企业排污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同时，环境监管涉及多个部门，缺乏有效的统一监管架构，环境执法以地方为主，一些地区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放松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十分突出。

二是经济手段利用不足，保护环境的正向经济激励不足，无法有效调动全社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环保投入对企业还主要是增加成本的活动，企业不可能长期亏本进行减排，仅靠行政手段治理污染难以持续。同时，在总量减排约束下，各地经常采取关停并转和拉闸限电等强制手段，代价高昂。

三是现行法律对环境保护采取的经济措施规定较少，例如，《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重点是监管分工、环保标准制定、法律责任和处罚等；《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主要内容是总量控制、排污收费、超标排污处罚，以及针对燃煤、机动车等特定污染源的强制性措施。对于国外已普遍采用的排污权交易、环境税和补贴等经济手段，我国法律缺乏明确规定。

四是政策不配套，制约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例如，国家强调和鼓励资源循环利用，但我国产业政策以规模大小作为市场准入门槛，一些循环利用项目达不到规定的规模标准，得不到“准生证”，许多企业需要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和设备。

以上较为突出的4个问题，与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环境保护困境类似。发达国家在早期环境保护实践中，也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控制”方式，但其效果欠佳，经济成本较高。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环境保护的经济激励，通过建立环境税、补贴、排污权交易和环境基金等经济政策，旨在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实现最有效的环境保护，核心是理顺激励机制，引导企业主动减排，取得了良好效果。如：美国康涅狄格州公布了详细的水污染控制设备名单，企业购买这类设备可以直接豁免销售税和市政物业税，等等。环境保护应遵循“谁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获益”的基本原则，实行约束与激励并举，变环境保护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

为此，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利用经济手段激励保护环境的成功经验，疏堵并举，有效改善环境质量，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增加违规成本。一方面，要切实提高环境标准，加大超标排污的处罚力度，强化重点污染源监管，严格执法，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对重点污染行业和地区，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另一方面，环境监管重心要上移，强化中央环境保护部门对区域和相关部门的统筹能力；在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过程中，环境保护不仅不能放权，反而必须要加强。

二是实行产学研结合，加大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特别要加强对环保设备的研制投入和支持，满足企业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需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使用。

三是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在生产领域，通过税收、专项资金、信贷扶持和排放权交易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的技术改造，对企业购买节能减排设备实行贷款贴息。强化总量控制，试点推广在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领域的排放权交易制度。发挥企业在处理城市废水和垃圾中的作用，探索并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委托企业集中处理污染物的成功模式，如利用水泥厂的高温水泥窑处理城市建筑垃圾，用纺织印染企业的水处理设施处理城市污水等，实现环境保护、企业创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三重目标。

四是在消费领域，鼓励全社会使用环保产品。加速对高能耗产品的替换，推行强制报废和以旧换新。政府优先采购环保产品，为环保企业开拓市场。

（杭州市政协常委、民进杭州市委会常委、杭州师范大学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周根娣；民进会员、杭州市萧山区政协常委、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副局长曹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