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杭州市委会主委、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赵光育；民进杭州市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杨敏建议健全我国孤儿收养体制。

    一、现状问题：    

    1、大量孤儿需要被收养，官方解决比例偏低。根据民政部统计，中国现有孤儿人数为61.5万人，而在官方福利院收养的孤儿仅占不到20%。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人。国家亲权缺失，社会收养受阻，最终让孤儿只能依靠草根慈善苟活。

    2、民间收养缺乏制度保障，个体压力巨大。河南兰考县“爱心妈妈”袁厉害开办的一家民间孤儿抚养机构中的一场意外火灾，导致七名儿童罹难。当事人奋不顾身救孤儿，内心剧痛，痛不欲生，却遭来各种非议。顺德教师钟建强收养了8个孤儿，却讳言“收养”，担心自己不能被政府认可。看到兰考袁厉害事件后，他悄悄到窗口单位咨询办证程序，无法鼓起勇气申请“转正”。

     3、大量收孤民间组织，存在身份和资金等困难。北京一种名为“北京模式”的家庭寄养方式也陷入法律和亲情的困境。没有名分，收养孤儿民间组织在资金上也是捉襟见肘。按照规定，每名民政部门认证孤儿每月有1000多元的补贴。但“光爱”和“安琪尔”这样的民间机构的孤儿，都是没有经民政部门认证的。

    4、收养与补收养存在人为鸿沟，让双方苦苦盼望。中国几乎每家儿童福利院门口，都有两支隐形队伍，一支在遗弃孩子，一支在苦盼孩子。如南京，一年仅一两个家庭合法领养。近几年，共有858对家庭排队领养儿童，然而，可供领养的孩子屈指可数。

    二、对策建议：

    1、健全国家儿童福利系统。目前在中国提供儿童福利服务的机构发展严重不足。在儿童福利的各个方面，现存的儿童福利政策虽然项目、规范（或标准）较多，但相对分散和混乱，未能形成全国统一、自成体系、目标明确的国家儿童福利系统。

    2、建立统一的《儿童福利法》。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典型的多元法制国家。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由于各自的历史传统、现实社会、经济生活需要和思维观念的不同，四法域的收养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立法层面，没有单独的儿童福利立法，也不会有专门的儿童福利财政预算体系。没有钱，各级政府“自然”也就对儿童福利“无能为力”。相比之下，许多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已建立了针对儿童福利的立法，英国1948年还出台了专门的《儿童法案》；日本1947年通过《儿童福利法》；瑞典1960通过《儿童及少年福利法》；挪威1992年通过《儿童福利法》。我国香港地区则于1951年开始实行《保护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和《儿童及少年条例》；台湾地区1973年即通过了专门的《儿童及少年福利法》。

    3、加强各地儿童福利机构收养过程监督管理，合理调整收费标准。各地儿童福利机构在收养过程中打着各种旗号收取捐赠费、登记费；公告费、户口迁移费、服务费等。不少机构选择收养对象首选外国人，中国收养人甚至难参与其中。

    浙江金华市民政局的相关管理人员甚至表示，收取高昂费用是各地福利院的领养惯例，而收费标准则主要是参照国家收养中心对外国人领养中国孩子收取3.5万元人民币的额度。

    4、积极探索家庭寄养方式,鼓励捐资，给收养者税收优惠、医疗支持。国内外孤儿养育经验表明，福利机构养育不是最好的方式，近年来各地福利机构探索家庭寄养方式，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津巴布韦大约有150万名孤儿，占津巴全国总人口的12%。政府财政状况不佳，非政府组织、教会和社会团体成为主力军,很多社会团体和公司都会为孤儿学校捐资；政府也出台了“基础教育辅助计划”，让学龄孤儿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相应的健康保障。在俄罗斯,普京签署了《关于实施保护孤儿国家政策的命令》，责成政府全面支持那些希望收养孤儿的俄罗斯公民，尤其是要简化收养程序，降低收养门槛，给予收养孤儿的俄罗斯夫妇税收优惠、医疗支持等。

    5、体现法制平衡性，降低收养门槛，将收孤与养老问题进行衔接。应放宽条件，允许一定条件下的有子女家庭收养孤儿。因为人类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老龄化社会可能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其核心就是“养老”这一基本问题如何解决。这里所谓的“养”不仅仅指经济上的支持，更多的是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在不违反社会风俗的情况下逐步放宽收养成年人的条件，从而在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照顾的同时也能减轻社会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