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提要1
解说: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石仕元(市政协委员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大部分矛盾不是就某一件事情,跟你发生矛盾的,新仇旧恨到最后一起来找你麻烦。
薛冰(特约评论员):因为我病人等得多了,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就降低这个质量。
解说:广告之后《我们圆桌会》继续讨论。
主持人张平:金处长,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咱们医院的医生,门诊量一天他看多少病?
金伟(杭州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比如像我们市一,最高峰时候门诊量是一万多人,最低峰的时候是七八千人,我们在市一做过一个测算,把当天所有参加普通门诊的医生测算,最后算下来一天要看一百多个病人。
主持人张平:一个医生看一百多个病人。
金伟(杭州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平均一个病人给他的时间是3.5分钟,我们怎么来有序的分流病人,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冷冷清清,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可以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报销比例的问题,定点医院选择的问题等等,但是光它一个也不行,也不够的,可能就要多管齐下。
薛冰(特约评论员):但是每天门诊量那么大,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这种做法其实我们是有很大的问号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体系,都有它的缺陷,只不过我们放大了我们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急救系统,我们很多服务,响应度比国外要快,要做得好。比方说日本典型的例子,孕妇会在几家医院之间救护车送了,每家医院说我现在已经接待了两个孕妇,我只能接待两个,我只能接待三个,最后死在救护车上。为什么呢?因为到急诊他说我至少要排队,9个小时到15个小时,我得在那儿坐,坐到第二天医生才有空来处理。为什么?它的一个前提是说,我不能因为我病人等得多了,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就降低这个质量,这个我们是一个选择问题,当然是说如果我们牺牲了这个质量,老百姓肯定会有意见,包括有不理解,我看到的更多的,我是看到这个当中的隐患,和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一种恶性的循环。
金伟(杭州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也不是说医院愿意牺牲质量为代价,医生愿意牺牲质量为代价,或者是卫生行政部门、政府,但是客观现在就这么来了,中国的特点。
薛冰(特约评论员):不知不觉就走到这个状态了。
金伟(杭州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你不能拒绝,上午的医生到一点钟,甚至两点钟下班,很正常,就这么拖,但是他已经这么迟了,严格从我们质量控制的角度,还是不够的时间,我们卫生部当时规定的门诊时间,一个小时6个病人,这是卫生部有规定的。现在呢?根本不可能。
薛冰(特约评论员):但是我要跟你说,往那个方向去做了,包括媒体和政府做一些沟通的话,还是会接受的,因为现在最好的那些专家,其实在门诊出现的天数是很少的。
主持人张平:我想问一下石院长,他可能平常在急诊看病人,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在你身上怎么体现,有没有体现呢?
石仕元(市政协委员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一个病人从南通乘火车6个多小时,他来三四分钟结束了,他说好了,他显然心里不太满意,这个时间太短,我跟你多讲一句话,就跟后面的人少讲一句话,当然病人跟医生其实在医疗纠纷当中,我原来是骨科主任,也是科室里犯的错误,那是我的错患者来投诉我,骨科也是一个投诉大户,后来当院长也是我处理纠纷,全院犯的错误都是我的错,直接找我算帐,绝大多数的纠纷,是因为确实医患两边没有沟通好,有好多问题没沟通好,最后矛盾,大部分矛盾不是就某一件事情,跟你发生矛盾的,新仇旧恨到最后一起来找你麻烦,医院花很大的精力去防范医疗纠纷上面,应该把很多的时间,去提高医疗质量上面去。
主持人张平:现在可能医院里面很多的重头,很苦恼的事,把精力放在怎么样防范医疗纠纷上是吧?
石仕元(市政协委员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很多流程,很多签字,病人也很郁闷的,你老叫我签字干什么?推卸责任。这种关系就是这样弄弄弄(造成的),我觉得杭州市相对来说还好一些,老百姓出了事情找谁去,怎么去,怎么弄,这条路一定要给它弄得大大的,弄得非常流畅,让他有信赖的地方去讲。怎么样才能互相信任呢?一定要跟我们交通事故一样,有个第三方来赔偿,你不能我们两个人,你来叫我赔钱,我肯定想少一点好,保险公司应该有保险机制,一闹矛盾了,矛盾就这样来的,医院不是政府,医院里不能赔钱的,你要赔钱找第三家去。
赵霞(农工党员副主任医师):在国外是很明确的,病人就医保险和我们医生之间的责任险,它都有很规范的规定的,所以有些赔偿的话,是由保险公司、第三方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先制定一个什么条例、调解机构。
石仕元(市政协委员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这样肯定越来越矛盾了,我叫你赔钱,那肯定有矛盾了。
薛冰(特约评论员):这个调解没实质性地解决相互关系,还是医院赔给病人,不是第三方。
石仕元(市政协委员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你看我们两个车一撞,两个驾驶员一打,很少,干嘛要打,保险公司去赔就行了,我们医疗市场也应该这样。
薛冰(特约评论员):这个讲到点子上了。
赵霞(农工党员副主任医师):这个讲到点子上了。
牛太升(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对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能够及早的排查发现,及早的能够在最初阶段解决,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
李红(市政协委员):我觉得我们还要做的一点,就是要减少行政的干预,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一个我觉得是要放开医疗市场,政府就管基本医疗,像有个性化的、高端的,一些特需的服务,可以让给社会化机构来办医院;第二个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医生应该是自由执业者我觉得,他应该由行业协会来管理,而不是我这个医生是属于医院的,由医院来管理,你有一个医生的评价体系,医院他可以多点执业,我也可以到社区医院去执业,这样的话我觉得社区的医疗水平也能提高;第三个我觉得医疗机构要去行政化,现在我们有些医院可能还有行政级别等等,要去行政化,这样的话可以简化,精简我们医疗机构的人员,使医疗机构回归到专业化的这么一个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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