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提要:

　　热心市民叶康乐：把孩子当做工具,实现他自己理想的工具。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小章：他会转化成对其他人的一种，侵犯性的冲动。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教师刘发建：是不是他因为（把孩子）打进了北大哈佛，他的打就是合法的。

　　解说：家庭教育，如何告别“不打不成器”？我们圆桌会，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主持人张平：我在想我们今天这个圆桌会，我们讨论的就是通过这个悲惨的事件，我们从中有哪些能够引起我们反思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圆桌会主要的主题，我们就用这张师傅一家，就这个事件咱们做一个案例，我们进行一些分析，好不好？首先一点张师傅这个家庭，肯定是外来务工者，外来务工者大家刚才也分析了，这个群体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他所处的境遇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第二点就是张师傅平时是一个老实本分工作负责，刚才我们校长说了，他是一个还蛮温柔的

　　杭州市明珠实验学校校长洪建斌：对，很善良。

　　主持人张平：很善良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看他平时也是很乐于帮助别人，在当一个保洁员，经常有些人到他这来打点热水，他都乐于帮助别人，很善良，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孩子，就会有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举动？他竟然会把孩子吊起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对待。

　　热心市民叶康乐：首先是世界观出了问题，就是把孩子当做工具，实现他自己理想的工具，这个孩子现在看起来，达不到他理想中的状态，他就实行棍棒教育，所以刚才有一位先生他也谈到，实际上我想引用泰戈尔的一句话，泰戈尔说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throughyou，就是通过你，notfromyou，不是说从你而来，不是说一棵树上长出来枝条，这个是你孩子，不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因为把孩子看作是他的，从属于他的，所以对她就产生了生杀大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小章：他肯定是一个在生活，跟外界交往中，绝大多数都是温和的人，

　　但是人不是没有脾气，当他在一个工作单位当中，比如说我一天到晚，说的难听一点低三下四，未必低三下四，就是一直就在出于这么一种，对谁都应该有笑脸，对谁都应该和和气气，但是实际上他心里面难道没有不满吗？这种东西是压抑下来的，而这种压抑下来以后，他很可能在其他，面对比他更弱，他觉得自己对他有控制权的人的时候，他会转化成对其他人的一种侵犯性的冲动，一种宣泄的对象，这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当然我一定要说，我不是说张师傅一定是装出来的，底层的人习惯，他会导致这么一种可能。

　　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王平：可能跟王老师的意见，有些层面上是我个人有保留态度，有很多人也讲了关于这个张师傅的故事，但是他讲包括说他对于很多的学生，他的脸也记得很清楚，

　　包括说的有的孩子可能毕业了几年以后，他可能为了找点事情，到这个学校门口又来，他还能认出他们，他还能跟他们去说，你可能不要来捣乱之类的，所以我对这一点来讲，王老师讲的这种，可能我所理解可能是一种人格分裂状态，但我觉得这件事有可能是人格的统一，这个人格统一，我个人觉得可能像张师傅本人，这个个案来讲的话，他有一种亲社会的倾向，就是说他为什么他对于做了这么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包括说对一般跟他地位更低，或者一样的人，他也是耐心的去跟他们交流，去接纳他们，因为可能就在我们整个人群里，是有一些人对社会的一些规则，一些秩序有更强烈的一种归属感，他想在这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存在价值，他能找到一个他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这样的人，在对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话，他也许更加的说是缺乏一种弹性，所谓弹性就是说，这个事情对和错之间，是不是真的看的这么明显，或者说孩子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是不是你就看到她

　　（做了）这个事情就已经认为，她是一定代表着违反道德？也许有可能是他把这件事看的更加是非黑白。

　　热心市民徐文财：关键他们父女两个，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圈子很小，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原来我在厂里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很小的厂的时候，可能会为一点很小很小的事，可能是我原来做衣服的，可能哪个衣服好做一点，可能多几毛钱的工价，大家都会吵架会打架，可能会把人打伤，当我跳出那个工厂，我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圈子，我们做公益，然后在一个大的圈子，那是很小的事情，不值得生气，但我们发现这个父亲和这个女儿都是很小的圈子，他没有更多的朋友，我怀疑那个女儿在勒住脖子的时候，她也没有反抗，有没有反抗，她可能觉得反正就是这样，作业做不好，我死掉算了，她的父亲也觉得我女儿读不好书，我没有其他的指望了。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教师刘发建：嘉宾老师们都谈到这是一个个案，我们如果把这件事定为一个个案，意义就不大，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通性的东西，我在想一个问题，张师傅打死女儿，和虎爸虎妈把女儿打进北大打进哈佛，是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他因为（把孩子）打进北大哈佛，

　　他的打就是合法的？是不是把孩子打死了，他就是打错了？刚才我也听到很多的一些人说，我们打孩子要掌握分寸，怎么打？打哪里？人上了脾气是哪里都打的，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侧过来了，

　　打死了我们感到很悲，我觉得这个事情向这个方向，2011年我们杭州很多媒体在炒的虎爸虎妈，有责任的，推波助澜的，他们的打和这个打，我认为从意义上讲是一样的，而不是你打的什么地方，我打屁股就是合理的，我认为打屁股和打头是一样的，我们传统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打的，自古以来就是对的吗？我们对这个没有去思考的。

　　主持人张平：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大家已经是见怪不怪，甚至是把它作为一个我们教育的手段，是“不打不成才”，这些词大家都很熟，“棍棒底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不打不成器”，这些成语已经成为我们日常，我们传统教育的当中

　　约定俗成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挨打这个事，大家都觉得见怪不怪，很正常是吧？那通过这个事件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这种传统的教育观念，它是不是有问题？

　　评论员杨慕光：看了这四条以后，我发现我们所有的嘉宾并不是十分的厌恶，就我们习以为常了，我就讲打孩子是中国的国粹。

　　主持人张平：我在现场我问一下大家，你们对这四句话，大家什么态度？坚决反对的举手我看一下，

　　我们有6个还不举手，大家还是觉得能接受这个观念，是吧？

　　热心市民方扬帆：我对这个打骂孩子理解，其实作为家长而言，都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只要孩子不触碰底线，可以适当做一些身体上的教育。

　　主持人张平：就是要有打德是吧？

　　热心市民方扬帆：对，打德。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小章：不打不成才，棍棒出孝子，恨铁不成钢，不打不成器，这些话如果笼统的说，一般说我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头来说，我不能碰一下孩子，甚至有的时候，我真是怒了以后打他一下屁股，不能够反过头来说不体罚孩子，在适当的程度不体罚孩子就变成了另一种原则，我这是不同意的，是不是？这个在西方同样也有体罚的，最大的心理学家斯金纳，行为教程学派斯金纳，他自己在回顾自己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母亲对他的一次体罚是什么体罚，他说了脏话，母亲拿了一把洗衣粉，泡到水里面，你说脏话你给我喝进去，要洗你的嘴，从此以后他觉得有些教训我要记住，所以不能说一定说不体罚孩子，就变成了另一种原则，我认为是不行的。

　　评论员杨慕光：对，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如果斯金纳死了呢？然后又是一个话题，喝洗衣粉喝死了，就是我们不能把没死，然后他成才了，把这个作为一个典型的成才的通道，我坚决反对这个观点。这四句话很明显，我们的打，打是什么？就是皮肉之苦,打是什么?打掉你的威严,打掉你的人格.

　　我是绝对不赞成“打”这个字来解释这个问题.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赵志毅：刚才主持人讲的这四句话时,我还要特别再要说出另外一个含义来,就是家庭里面的冷暴力,这个其实比热暴力更可怕更普遍,为什么?这样一种冷暴力出现的时候,他可以饿饭,可以家庭成员不跟孩子讲话,他可以不满足孩子正当的需要,他用这种方式表现出

　　像这位先生说的,打掉他的威严,打掉他的自尊,打掉你所谓的自己的独立性,我就是要我说你听,我打你痛.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冷暴力其实我觉得比这种暴力现象更普遍，危害性更大，也更可怕。

　　民情观察员曹骏：我发个言，我觉得这四句话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背景是我们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社会留下来的一个糟粕，就是什么，家长对于子女的关系，不是朋友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它是上对下的，就是说刚才讲的，可以生杀予夺的，打你了骂你了又怎么了？这是家长有这么一种高高在上的所谓的权威，我觉得这恰恰是说明了，家长在教育方面的无能。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赵志毅：我特别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现在应该培养的是公民人格，

　　公民人格是什么人格？是权力、责任、义务，对不对？这三者结合的，现在我们家长们是培养的是子民人格、庶民人格、臣民人格，那就是我是家长，你是我们家里的孩子，所以你是子民，如果说家国家国，家就是国的话，那我是皇上，你是子民，你是臣民，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培养一种公民人格，家庭成员之间他也是公民，这个一定要做，尊重公民人权。

　　民情观察员曹骏：我也非常同意你这位老师的意见，我现在觉得就是，家长也需要教育，不要以为家长是天然的，他就有对子女的一种天然权威，我觉得不行的。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赵志毅：在我们教育学上，在30年前，2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一直在提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家长，还有一句话叫教育者要先接受教育。

　　杭州市明珠实验学校校长洪建斌：我告诉你杭州任何一所学校都有家长学校，都有家庭教育指导站。

　　民情观察员曹骏：但是有没有把它用起来，但是这个家长学校有没有把它用起来，是不是形式？还是有专门的内容？还是有效果？那从现在来看确实家长需要教育，那说句老实话，我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有时候感到无力，有时候感到确实自己也很失败。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小章：家长也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什么教育都不如社会教育他，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现在就是一个丛林，我们动不动就说赢者通吃，要么输要么完，我们还有没有一点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情脉脉的这么一种关系，还有没有呢？我们现在是这些东西在一点点的流失，几乎流失殆尽。

　　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王平：我们如果去看经过中考以后的学生，分流以后的学生，那些进入职高和技校的学生，你去和他聊的时候，发现他的一种自我评定非常低，他认为好象我中考失败了，我进入这些学校，我一辈子就这样去了。

　　主持人张平：觉得我的人生也失败了，

　　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王平：这是我们社会的问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小章：所以我一直就把什么引向，包括挫折感，可能会转化成对其他弱者的侵犯，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社会营造的相对来说人文一点，不要给那些底层的更多挫折感，我在想这个丛林，那我们社会这个法则是不是，不要只是白猫黑猫，只有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我们还要讲一些法则，基本的伦理，不要彻底的极端的功利主义，是不是？，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社会当中，把这个话题引向社会，我觉得才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像刘老师所说的普遍性的一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