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开车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而酒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难以或缺的内容。由此，酒后代驾便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利益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求。然而因缺乏监管而导致的代驾之乱已为社会诟病，也成为政协委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代驾行业是个“四不像”的行业，与运输合同、雇用合同、承揽合同、委托(服务)合同都有点沾边，但又不能归于其类，因此运管、交警、劳动、物价等部门都难以插手去管。缺乏监管，致使没有资质和能力的私人代驾和黑代驾大量滋生，给交通安全带来隐患，车主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难以保障。

　　别让代驾行业乱象丛生

　　市政协委员熊丽

　　自2011年“醉驾入刑”实施以来，“酒后代驾”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杭州迅速发展。然而，代驾解决了喝酒司机的燃眉之急，但代驾行业本身却醉态频出，乱象丛生。

　　作为一个刚刚兴起的行业，代驾从业人员良莠不齐，没有直接的规范。2011年第三次修订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没有“代驾服务”这一行业。据了解，目前各地对“代驾”操作不一，工商管理部门并没有直接的规范。杭州某代驾服务公司经理在介绍情况时说：“现在杭州代驾公司注册的有一百多家，没注册的可能更多，到目前为止，在杭州，哪有明文规定这个代驾需要什么资质？没有这一块的。”由于缺少监管、无需准入，代驾行业鱼龙混杂，从事代驾的人员既有货车司机、私家车主、出租车司机，还有饭店保安等，隐患颇多。

　　而交通事故、财物丢失，纠纷难以判定。代驾可能引起的纠纷很多，如交通事故、财物丢失、服务内容及质量纠纷、合同效力纠纷、人身伤害纠纷等等。代驾服务多为醉酒顾客提供。有时，顾客处于意识不清、防范能力弱的状态，人身财产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发生问题和纠纷后，责任追讨及赔偿都很难进行。

　　没有收费标准，大部分收费没有票据，也是乱因之一。据了解，代驾行业没有定价标准。目前杭州代驾公司之间的收费标准主要靠默契形成，且大部分收费不提供票据。

　　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一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代驾行业目前还是一个“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的“三无行业”。由于没有相应的管理法规和行业标准，导致代驾行业收费、人员进入、纠纷处理等都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二是监管缺失。目前，代驾行业是个“四不像”的行业，与运输合同、雇用合同、承揽合同、委托(服务)合同都有点沾边，但又不能归于其类，因此运管、交警、劳动、物价等部门都难以插手去管。缺乏监管，致使没有资质和能力的私人代驾和黑代驾大量滋生，给交通安全带来隐患，车主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难以保障。

　　提到代驾行业的发展，人们常常拿韩国举例。殊不知，韩国在七年前代驾市场也很混乱，后来一个黑代驾司机发生了严重事故，车毁人亡，司机幸免之后逃离现场，有关部门却无从查起。自这件事之后，韩国便开始规范代驾市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不能等到悲剧同样在眼皮底下上演，付出惨痛的代价，才想到规范监管。

　　目前，行业标准和监管的缺失已成为代驾行业发展的瓶颈，分清主管单位、严格准入门槛、统一代驾标准，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但因为牵涉到多方部门、各个行业，还有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实施起来尚需时日。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尝试以分步走的方式，先成立行业协会，制定出统一的标准和准入门槛，对整个行业进行规范。但代驾作为新兴行业，更需要规范性的法规，以及行业“国标”，也需要明确交通运输、工商、物价等部门在代驾服务监管中的职责，加强对代驾行业的监管，唯有如此，替醉酒车主代驾的代驾行业才能不“醉酒”上路，才能规范有序地发展。

　　代驾可以形成一个产业，对解决就业，间接拉动消费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个健康良性的代驾环境对于我们今天普遍期盼的“诚信社会”、“和谐社会”、“生活品质之城”也有裨益。在我们这个“行政”资源基本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而市民和行业“自治”水平尚不是太高的“现实社会”，规范代驾行业，使其健康良性发展，政府及其部门绝不能袖手旁观。

　　规范代驾行业需要政府出手

　　市政协委员姜一飞

　　随着我国对酒后驾驶相关法律的完善，特别是“危险驾驶罪”的确立，以及各类媒体高密度的宣传、交警部门大力度的整治“酒驾”，广大市民普遍形成了“酒后不开车”的观念。但是“酒”在国人的生活特别是交往中又不可或缺，于是代驾业务应运而生。

　　尽管代驾需求旺盛，业务量逐步上升，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代驾行业目前还处于尴尬的“灰色地带”。准入门槛低、收费乱、人员杂、纠纷难于处理等，使得巨大的需求和客户“不敢”寻求服务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职业分类中，没有“代驾服务”这一行业，也没有“代驾”的职业，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此进行相关资质审查、许可。据相关代驾从业人员反映，目前我市拥有大大小小的代驾公司300多家，一部分没有营业执照，一部分挂靠在汽车租赁服务公司、汽车俱乐部等单位，实际上，只要有驾照，能驾驶汽车，就可以开展代驾业务。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乏，服务不规范，顾客对服务缺乏信任，造成了酒后代驾“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服务标准”的窘境：如价格混乱，90%以上代驾业务不签署任何协议，一旦遇到交通事故、违章或者其他纠纷难于维权等。因此尽管代驾目前已经成为一项十分常见的业务，但是在我市目前尚未形成行业，还处在管理真空期。

　　代驾兴起伊始，我市曾经出现过几个服务十分上档次的车驾服务公司，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一家公司的服务：代驾人员到岗后，戴上雪白的手套，帮客户打开车门，在驾驶座下铺上一张纸，让客户签好合同。到达目的地后拿出POS机，打出小票，询问客户是否需要发票，如需要，公司按照客户提供的地址邮寄发票等等。真可谓是贴心、安心、高档的服务。据了解：该公司准备开展代驾业务前，赴韩国考察学习。设立了专业的客户服务热线；引进韩国专业代驾公司网络管理平台（GPS导航、POS机财务系统、手机呼叫系统综合管理平台）；为客户提供专业代驾责任保险；代驾员招聘时严把三关（驾技、驾龄与路况熟悉度），提供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司机拥有专业的代驾个人保险等等。但面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代驾公司，面对残酷的低价竞争，这些起点高的规范代驾公司一方面只能承认现实，降低服务水准，另一方面在观望和徘徊中寻找其他的门路。而周边的同事朋友们不断有代驾人员随意谈价、中途变价等等遭遇，这样的代驾环境，使得很大一部分人不敢再找代驾，宁肯打的或者找亲朋好友帮忙。可以说在“丛林法则”和“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下，我市的代驾行业刚一萌芽就面临不公平竞争的境地。

　　对于这一无序的状况，笔者曾作过一番调查。从调查的情况看，目前我市市区范围内日均代驾量为3000-5000人次，按照每人次100元的代驾服务费计，每天产生的业务量为30万元-50万元之间。而在我国的邻国韩国，代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不仅有“酒后代驾”，还有“药后代驾”。既解决了一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又解决了“酒后”、“药后”人士的交通出行问题，形成了良性运行的代驾服务行业。

　　由此看来，代驾可以形成一个产业，对解决就业，间接拉动消费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个健康良性的代驾环境对于我们今天普遍期盼的“诚信社会”、“和谐社会”、“生活品质之城”也有裨益。

　　至于“如何规范”，是需要政府部门、行业人士、法律界人士、广大市民群策群力、广泛参与、共同努力来推动的。